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转型，这些经济体需要大量投资来缓解气候变化。
据国际能源署称，到2030年，这些国家每年将需要约2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净零排放这一远大目标，而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流入能源行业。这比目前计划在未来七年内进行的4000亿美元气候投资增加了五倍。
然而，我们预计公共投资只会实现有限的增长。因此，私人部门需要为满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巨大气候投资需求做出重大贡献。正如我们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分析章节所示，私人部门将须提供所需投资的约80%，而如果不算上中国，这一比例会上升至90%。
虽然中国和其他较大的新兴经济体拥有必要的国内金融资源，但许多其他国家缺乏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来为其提供大量的私人融资。在吸引国际投资者方面，这些国家同样也面临着阻碍，因为大多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缺少投资机构通常要求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而且，很少有投资者拥有在这些国家投资的经验以及承担更高风险的能力。
另一项重大挑战是如何淘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单一最大来源（约20%）——燃煤发电厂。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数发电厂的成立年头还相对较短。要对这些发电厂予以关停或改作他用，需要大量的私人投资和公共支持。一些国家高度依赖煤炭，它们需要以相对较高的速度来开发替代能源。
除了这些挑战之外，对于大多数主要银行来说，即使它们确实已经制定了减排政策，但它们的气候政策和承诺仍未与净零排放的气候目标相符。
与此同时，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将可持续性视为一个优先事项，但它们尚不能明显增加资金用于满足大规模气候投资的需求。在这些投资基金中，只有一小部分明确将产生积极的气候影响作为其目标。而更多的投资基金是依据“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来进行投资决策，它们并不一定关注气候问题。它们通常会在投资组合的分配中考虑ESG评分，但正如我们最新一期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所示，这些评分并不一定是为反映气候影响而设计的。更注重产生气候影响的投资组合，可能与以ESG为导向的流行投资组合截然不同。
此外，对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来说，实行良好的环境和气候政策通常不会带来回报。信用评级机构对这些经济体的评估未能充分反映其为实现低碳转型所作的准备，也未能充分反映这些国家因碳氢化合物用量大而面临资产受困的风险。金融业仍未就一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良好表现为何做出明确定义。
为了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并释放必要的私人气候融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推出一整套广泛的政策组合。碳定价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定价信号，但要在足够广泛的范围内实施起来，则会面临政治上的阻力。
当局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金融部门政策。在政策组合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旨在加强宏观经济基本面、深化资本市场和改善治理的结构性政策。此类政策有助于经济体提高信用评级，降低资本成本。还可以增加一国可用的国内财政资源。投资者需要获得更良好的气候相关数据，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应采用混合融资和证券化工具等创新融资解决方案，妥善管理淘汰煤电生产。
政策重点
当局应把政策重点重新放到产生气候影响上来，而不是支持已经属于“绿色”的活动；同时，政策应考虑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需求。
例如，转型分类法应考虑有可能随时间推移而显著改善各部门（包括钢铁、水泥、化学品和重型运输等碳密集程度最高的部门）排放的活动。转型分类法中的减排目标和标准可以与一国的国家自主贡献、长期战略和特定行业的脱碳目标相关联。
可持续性标识的使用仍不严格，监管机构应制定明确的规则并加强执行。监管机构应确保可持续投资基金的披露和标识能有效提高市场透明度，改善市场诚信，并应确保其更好地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
对于我们在此推荐的许多政策，要实施起来并取得预期效果是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公共与私人部门更广泛地分担风险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气候投资至关重要。多边开发银行和捐助方可以在支持混合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更广泛地提供担保。
IMF的“韧性与可持续性贷款”同样可提供帮助，其可通过汇集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和私人部门，帮助筹集资金用于气候投资。虽然该贷款总规模只有400亿美元，相对于全球气候投资的需求而言很少，但它可以通过支持改革帮助吸引更多的私人气候融资。
——本文基于2023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三章撰写。该章的作者是Torsten Ehlers（联合负责人）、Charlotte Gardes-Landolfini（联合负责人）、Ekaterina Gratcheva、Shivani Singh、Hamid Tabarraei和Yanzhe Xiao，Prasad Ananthakrishnan和Fabio Natalucci提供指导。Markus Brunnermeier担任该章的专家顾问。
